拋棄歪曲的成見:從偷竊的歷史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消息來源: 熊劍 撰文 2010-6-17我曾在透過「歷史的裂縫」，探討「近代中國與幽暗人性」一文中引用古羅馬的西塞羅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發生之事，則將永如幼童。」說明了歷史的重要。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知識的積累、進步，必須以記憶為基礎。歷史，確是我們心智成熟、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精神維生素。遺忘、喪失、涂抹歷史，則將如托克維爾所說，「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
其實，在我們平時的語境中，歷史指的是一種學科知識的建構。所有關涉人類社會的而非自然界的知識都是歷史性的知識，這就意味著歷史有賴于歷史學家的判斷和詮釋。舉個簡單的例子，沒有人會爭論拿破侖是否確有其人，然而拿破侖到底是偉大的統治者還是法國的災星，這其中可能存在完全相反的觀點。這種關于歷史的詮釋和爭論是歷史建構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的源頭。但是同樣需要說明的是，詮釋是依賴或者說受制于歷史學家本人的身份、素養、語境，甚至于當時的心情等等因素的影響的。馬克斯·韋伯的價值客觀中立理論從絕對意義上來說是根本不成立的，只能是一種理想化模式。但是如果說歷史的建構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存在著歷史學家個人的好惡和價值判斷的話，那么所謂「偷竊歷史」和「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似乎不能成立。因為西方人書寫歷史，自然會受制于西方的價值觀，采取一種西方的歷史建構，如果東方人書寫自己的歷史同樣也會存在一種「東方中心論」的說法。這方面很容易想到近代中國的「天朝上國」和「西方蠻夷」的觀念，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從這種「歷史是一種知識的詮釋」角度來讀英國人類學家杰克·古迪的著作《偷竊歷史》，經常會聯想到薩義德的東方學理論。有這樣的聯想并不稀奇，古迪開篇就把「偷竊歷史」的概念闡述得明明白白：「指歷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說，歷史被概念化，并以發生在褊狹的歐洲范圍，通常是西歐范圍內的事件加以呈現，繼而，這種模式又被強加到世界其他地區。」而薩義德將東方學描述為「通過做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簡單來說，將東方看作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壓榨東方的一種方式。古迪和薩義德的理論之間的相互指涉性無疑更好地證明了西方的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同時也預示著想要清除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根源所要遭遇到的阻力。
如，古迪在《偷竊歷史》中批判的那些人物，尤其第二部分中主要提及的三位歷史學家及他們的代表著作：李約瑟及《中國科學技術史》、埃利亞斯及《文明的進程》和布羅代爾及《15-18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順帶受到質疑的還有布克哈特的《希臘人與希臘文明》、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我對這些被古迪豎立起來的靶子，覺得與其批判，不妨作同情的理解會更好些。尤其像馬克斯·韋伯一直主張學術研究中的價值客觀中立作為標準，雖然是一種理想化模式，但是能盡量向這個標準努力靠攏至少說明了對歷史研究態度的嚴謹和慎重，對其扣上「偷竊歷史」的帽子實在有點冤枉。另外值得說明的是，馬克斯·韋伯之所以受到古迪的批判，是因為在他的《宗教社會學論集》的前言里闡述了他以其整個學術生涯所探討的「世界史問題」，即「為什么科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在歐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這個問題同樣也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所要探討的：直到17世紀左右，中國在數學、科學和技術上的成就一直遙遙領先于西方，但為什么在近代是西方而不是東方取得了現代科學的突破呢?李約瑟的煌煌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就是力圖解答這一難題。但在古迪的陳述中，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還是李約瑟，在這些看似嚴謹的學術研究中仍然滲透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價值觀，比如認為西方優于東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自由、民主和平等都是西方的發明，并以此衡量東方。他們以西方的標準重新書寫了東方的歷史，偷竊了東方的歷史。
盡管我對古迪對書中提及的作為靶子的歷史學家作同情的理解，但從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認古迪所說的「偷竊歷史」的確存在，薩義德的親身經歷及其撰寫的東方學專著也證明了這種西方歷史的偏見。在這種西方歷史的闡述模式中，東方的許多民族生來就被看作是一個臣服的民族，「為一個了解他們并且可能會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民族所統治。他們輝煌的時代是在過去，他們在現代世界之所以還有存在的價值僅僅是因為那些強大的、現代化的帝國有效地使他們擺脫了衰落的悲慘境地并且將他們轉變為重新煥發出生機的、具有創造力的殖民地」。(薩義德《東方學》)古迪在書中提到許多歷史學家對中國的印象：18世紀的歐洲雖然深受中國藝術和裝飾的影響，但德國歷史學家溫克爾曼認為只有希臘藝術傳統才真正體現出美;語言學家紅包認為漢語低劣;詩人雪萊認為中國的制度不值一提;赫爾德諷刺中國的民族性;德·昆西認為中國人陳腐;黑格爾認為中國代表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最低水平，孔德、托克維爾和米勒都認為中國是低劣的、野蠻的或停滯的……
在古迪看來，之所以存在這種歷史的偏見，是因為西方從16世紀開始擴張，經過19世紀的工業化，到歐洲處于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從而取得了世界歷史的話語支配權。而這種文化和話語的霸權無疑要求他們書寫歷史的時候以自我的標準衡量和規范「他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化和話語霸權運作于大眾社會中的時候，這種觀念的傳輸、歷史學家的影響不是通過控制的方式，而是通過葛蘭西所稱的「積極的認同」的方式來實現的。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寫：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只能被表述。
當然，馬克思的這句話同樣可以作為「歐洲中心論」的一種歷史偏見的絕佳例證，也就受到了古迪的批判。
但是，馬克思卻認為，數千年周而復始的歷史證明，沒有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沖擊，中華帝國很難走出自我封閉、自我循環的歷史怪圈。
牲口被牽進磨房蒙上眼睛，它拉著沉重的石磨開始了馬不停蹄的前進，終于被揭開眼罩時，它才發現自己的長途跋涉，只不過是走了無數個重復的圓。中國進入地主官僚階級社會的「磨房」之后，也馬不停蹄地前進了兩千多年，直到洋槍洋炮掀開了中華帝國的蒙眼罩之后，我們才發現明清帝國和秦漢帝國沒有什么本質區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稱中國人為半文明人，比喻中國的社會制度是木乃伊，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資本主義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華帝國閉關鎖國的大門，馬克思在譴責強盜侵略的同時，也看到了另一種歷史意義──封閉的中華帝國終于和現代文明交流了。
當然，馬克思首先強烈譴責西方強盜們對中國的血腥屠殺和瘋狂掠奪。他撰寫了《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等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資產階級侵略者的強盜行為，抨擊了他們的罪惡行徑，把他們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同時，這位偉人站在歷史進化的高度，透過殘暴的戰爭硝煙，看到了侵略者轟破封閉中國大門的劃時代意義。他說：「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解體一樣。」
雖然侵略是野蠻血腥，但是歷史證明了一條讓道德家痛心疾首的規律：「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馬克思肯定了外國資本主義強盜侵略中國的客觀進步作用：「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隔絕的狀態打破了」。在談到鴉片對中國人民的毒害時，他意味深長地說：「歷史的發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史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
近視的道德家往往是偏激的。他們只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的慘無人道瘋狂掠奪，除了詛罵侵略者贊美抵抗者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歷史意義了。
極端偏激的改革家則主張「全盤西化」，甚至讓外國人來統治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他們只看到資本主義進步的一面，只看到現代文明打破君主專制「怪圈」的一面。他們認為中國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無法嬗變超越，只有高鼻子藍眼珠才能救中國。這種貌似激進的理論家，骨頭里仍舊是奴才。我們是落后了，落后得讓人寒心讓人羞恥，但我們不能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了長子權！
真理是雜技演員腳下的鋼絲，痛心疾首的道德家從左邊掉了下去，「甘當殖民地」的所謂「改革家」們則從右邊掉下去了。唯獨馬克思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即在抨擊資本主義列強的貪婪和無恥的同時，又辯證地肯定資本主義強盜「不自覺地」充當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工具。──因為封閉的中國陷入了埃舍爾式的歷史怪圈。
鬼打墻似的「怪圈」，殘忍地折磨著我們古老的中國，無論怎樣掙扎怎樣搏斗，折騰了幾千年也走不出「迷魂陣」似的循環怪圈。當一個封閉系統陷入自循環而無力自拔的時候，自循環只能給它帶來無奈和絕望，唯一的、也是最痛苦最恥辱的結局，就是只有讓強大的外力來撞擊和破壞它，這雖然很殘酷很恥辱也很悲哀，但命運注定必須承受的苦難，歷史必須承受。因為命運無法拒絕，更無法逃脫。
當然，也不僅僅是中國。文明古國印度，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有著和中國相似的燦爛輝煌。但從十六世紀開始到1949年，印度逐漸淪為英國殖民地。直到1950年印度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后，還仍為英聯邦成員。馬克思在譴責英國對印度的掠奪的同時，還也強調了侵略的進步意義。他說：「問題并不在于英國是否有權來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因為土耳其、波斯和俄國都還停留在君主社會，而英國則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它在掠奪印度的同時，也給印度帶去了電報、鐵路和輪船，帶去了歐洲科學和自由報刊，這「是改建這個社會的新的強有力的因素」。所以，「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甚至說這是「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關于英國侵略印度問題，偉大的馬克思寫道：
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么來說，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是怎樣難受，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
難道不是有無數的生靈，
曾遭到帖木兒的蹂躪？」
官場腐敗和民眾愚昧造成了社會黑暗，而民眾在愚昧狀態下造反即使成功，也仍沖不出「誰變蝎子誰蜇人」的官場「怪圈」；當一個國家自己沖不出「怪圈」，或者說需要非常漫長的歷史演進，才能沖出「怪圈」的時候，那么來自較高文明國家的侵略，就變成了一種催化劑，這是一種痛苦和恥辱，但也是一種推動和撞擊。
這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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